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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ranged Minds: Trend of Thoughts in Hong Kong Society (in Chinese)
疏離的人心─香港社會思潮評析
黃海
Price:
HK$168.00

US$25.00

3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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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62-937-370-2
Paperback:
576
170 x 220mm
:

香港回歸中國已20年有餘,但香港人心卻愈發疏離。到底有甚麼原因驅使香港人漸行漸遠?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又應如何回應社會訴求?《疏離的人心:香港社會思潮評析》正是對這種疏離心態的全面描述。 

要了解疏離問題的癥結所在,必須從剖析香港近年的社會思潮入手。本書共八個章節,從不同角度探討香港現存的社會問題,研究範圍觸及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政治及民主發展爭議、社會貧富懸殊問題、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日漸激烈的中港矛盾、近年冒起的本土主義以至分離主義思潮,以及「一國兩制」前景,藉此發掘人心歸向的主題。

近年有關人心背向的討論廣受注目,卻甚少有針對此重大議題的專著。香港面臨2047年後「二次前途」安排,本書正好讓關心香港社會和前景的社會人士及年輕一代,對香港思潮有更深入的了解。

 

作者的話

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多年,為何香港人心卻未能回歸,反而與中央政府和國家更加疏離?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的管治為何未能贏得人心,他們該如何調整管治路線來挽回香港人心?這些都是此書將會探討的問題。

本書是作者研究香港問題的第二本專著。第一本專著《香港社會階層分析》由香港商務印書館於2017年出版,這本書對香港的資本家、中產、青年、基層、新界原居民、新移民、公務員和管治階層等作分析,可以算是對「香港人」及「香港社會」的一個全景式描述。《疏離的人心:香港社會思潮評析》則是對「香港人心」作全面描述。許多人常把「香港人心沒有回歸」掛在嘴邊,但卻很少有專著對這個重大的主題進行深入探討,也很少見全面分析香港社會思潮的專著。本書嘗試整理分析香港近年的社會思潮,藉此評估香港人心的現狀,解讀香港核心價值觀念,剖析香港人心未能回歸的深層原因,探討如何通過調整管治路線促進香港人心回歸。

全書分為八章,從不同角度討論上述主題。

第一章概括描述香港人心的現狀,嘗試對香港人心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參考性的指標。筆者的結論是,人心回歸的核心問題是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問題。回歸20年後香港的人心並沒有回歸,反而與中央政府和國家更加疏離,港人至今未能建立對中共的政治認同、對「中國模式」及其發展前景的認同、對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港人對中共及內地的發展愈來愈沒信心,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愈來愈沒信心,對「一國兩制」的實踐愈來愈沒有信心,而「港獨」等分離主義思潮滋生蔓延,都使香港人心呈漸行漸遠之勢,其中存在許多結構性的問題,單靠時間難以解決。

第二章闡述香港與內地核心價值觀念差異對人心回歸的深刻影響。「道不同不相為謀」,價值觀念不同的人很難相處。回歸時間愈長,香港與內地打交道愈多,互相了解愈深入,兩地價值觀的差異就愈突顯,由此產生的矛盾衝突也愈來愈多、愈來愈尖銳。「一國兩制」之下必有人心的「一國兩制」,「香港人心」迥異於「內地人心」。「香港人心」是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及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所塑造的人心,讓香港人按香港社會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念過他們喜歡過的生活,是對港人最好的尊重,也是贏得香港人心的最好辦法。否定、侵蝕、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追求改造香港人心,試圖讓香港人心「內地化」或「一國一制化」,實質是否定「一國兩制」,破壞香港核心價值,不僅難以促進香港人心回歸,反而會愈來愈不得人心,愈來愈受港人抵制。近年香港社會愈來愈擔心香港的傳統核心價值受到威脅,捍衞自由、法治、人權、廉潔等傳統核心價值的呼聲愈來愈強烈。

第三章探討各方對香港民主發展的主張,分析香港民主發展爭議對香港人心回歸的影響。「雙普選」和民主發展問題是香港回歸後爭吵最激烈的問題。港人對回歸20年仍未落實「雙普選」感到非常失望和不滿,這是影響香港人心的最大政治問題。中共最大的誤區是過於強調普選是管治權的爭奪,忽視普選對於香港而言是各階層政治權利以至經濟權利的重新分配。中共對民主認知的欠缺和本能的抵觸,是香港難以落實普選的障礙。中共應該清晰地看到,以任何理由拖延落實「雙普選」,繼續保留完全向工商界和上層精英利益傾斜的現行政制,對多數港人而言是沒有好處的,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也不可能解決。圍繞香港民主發展的爭議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香港的政治矛盾很難緩解,社會撕裂很難改變,也很難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更難促進人心回歸,只會耗死香港。通往普選最近的路,是各方儘快實現政治和解。

第四章闡述香港社會對地產霸權等主要經濟社會問題的看法,分析貧富差距等社會矛盾對香港人心回歸的影響,對「港式資本主義」作出反思和批判。「港式資本主義」與世界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都有很大的分別。它仍然帶有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特徵,仍然停留於弱肉強食的社會形態,使金融地產壟斷的特徵更加鮮明,加上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低,引致社會矛盾和問題成堆,盡顯傳統資本主義的醜陋和罪惡。回歸以後,香港始終保留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虛名,演出的是金融地產高度壟斷和殘酷剝削的戲碼,地產富豪藉着對房地產市場的壟斷進行財富打劫、榨盡無數房奴的血汗。香港成為本地權貴和內地權貴聯手攫取巨額財富的天堂,香港中下層的生活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普通市民在住房、教育、醫療、退休保障、養老等多方面所獲得的不公待遇,與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富庶和繁華完全不相稱。香港社會要求政府推動「港式資本主義」的變革,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緩解「港式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矛盾和深重民怨。

第五章討論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對香港人心回歸的影響。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內部對於管治哲學存在着兩條路線之爭,一條路線以曾蔭權、曾俊華等為代表,堅持港英政府留下的「積極不干預」、「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哲學;一條路線以梁振英、林鄭月娥等為代表,主張政府適當擴大職能和更有作為。這兩條路線在理財原則、勞工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方面都有明顯區別。總體而言,受制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等政制安排,香港特區政府在回歸後實施的是以服務資本家利益為核心的「親商」路線;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府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調控經濟和協調社會各階層利益的能力都很低。特區政府管治能力和管治威望低下,政策取向缺乏公平正義,過度維護壟斷資本家和上層精英的利益,相對忽視中產中下層和基層等多數港人的利益,香港普通市民在回歸後的生活質量難以提高,住房、醫療、養老等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社會向上流動的渠道嚴重不暢,青年感到絕望,這是影響香港人心向背的關鍵問題。

第六章介紹香港社會的反共情結與對中國模式的評價,也談了內地與香港的主要矛盾及港人國民身份認同問題。香港人心難以回歸,歸根結底在於港人至今仍然缺乏對中共的政治認同、缺乏對「中國模式」的認同、缺乏對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內地經濟飛速發展,百姓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國力日益強大,但這些不僅未能增強對港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反而引起港人對「中國模式」的更大反感以至恐懼。以文明的力量說服人,以政治社會進步說服人,讓「中國模式」的內涵更符合普世價值,中共仍任重道遠。

第七章介紹了香港近年興起的本土主義思潮,尤其是「港獨」等分離主義思潮,詳細介紹了本土派的派別和分離主義的各種理論論述。分離主義思潮滋生蔓延,是香港人心未能回歸的典型表現。對於「港獨」思潮不能誇大,也不能輕忽。「港獨」難以實質威脅「一國」,卻足以損害甚至毀滅「一國兩制」。除了依法懲治和阻嚇「港獨」言行,更重要的是改善管治,剷除「港獨」滋生的土壤。

第八章是全書的總結,也是全書的核心,着重討論管治路線對人心回歸的決定性影響及管治路線調整的主要方向。作者主張,要實事求是承認香港人心回歸的限度,不要以香港核心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內地化」來追求香港人心回歸,要防止「一國兩制」走樣變形。管治路線調整的兩大主題是政治和解和經濟社會變革,最關鍵的是堅決防止管治路線愈來愈「左」。這一章也涉及香港2047年後「二次前途」安排、如何更好發揮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及「一國兩制」的終極命運等宏觀問題。

筆者曾長期在內地體制內工作,但寫作此書並不是追求政治正確,而是努力講真話,包括講可能被一些人視為政治不正確的真話,希望對讀者多少有一點參考價值。

以下自問自答七個問題,藉此強調一下作者的若干核心觀點。

 

1. 管治香港,是靠霸道還是靠王道?應該靠硬實力管控,還是靠仁政征服人心?

要成功管治香港,應以王道為主,霸道為輔,加強必要的管控,但更應依靠征服人心。不得人心的管治路線是註定會失敗的,只會使港人更加離心離德。

任何統治要真正取得合法性和認受性,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發自內心的同意和信服。以仁政征服人心,是「王道」。以硬實力管控和壓服,是「霸道」。管治路線如果不能真正贏得人心,就很難成功。沒有一點霸道,沒有必要的強硬手段進行管控,可能有大局失控之虞,但僅靠硬實力難以真正征服香港人心。攻心為上,對任何地區的管治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須征服人心。古人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要成功管治香港,最終要王道為主,霸道為輔,要靠仁政,靠懷柔,才能真正得人心。

如要把是否得人心,是否有利促進香港人心回歸,作為評價管治香港成敗的重要標準,中共過去二十多年的對港政策,顯然未能取得真正成功。港人不僅人心未能回歸,反而對中央政府和對國家更加離心離德。非建制陣營的實力在回歸後不斷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始終未能得到很好成長。香港回歸前基本不存在分離主義思潮,但近年「港獨」思潮卻急速蔓延。香港青年尤其是大學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傾向愛國的,但回歸後香港青年一代成為最支持「港獨」、國民身份認同度最低的群體。這個局面令人非常遺憾甚至哀傷,值得香港的管治者深思。

2003年以來,尤其是自2012年起,中央政府在管治香港上,主要採取管控思維模式,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愈來愈強調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愈來愈重視使用中央的釋法等權力,相對忽視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二,更加重視使用硬實力,相對忽視爭取人心;三,偏重於經濟民生,相對忽視解決政治問題,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香港民主發展持保守態度,未能成功處理政改等重大爭議;四,加強在香港的力量部署,着重通過資本力量對香港傳媒及其他社會力量加強控制,着重對建制派政黨和社團加強領導和管理,特別着重選舉工程;五,鬥爭思維佔據主導地位,偏重依賴工商界和建制派支持,強化對非建制派的鬥爭和打擊,相對忽視爭取温和「泛民」。這些霸道為主、鬥爭為主、管控為主的思維和具體措施起到一些作用,有利於保持香港大局穩定,但能否贏得香港人心,能否使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走上正軌,使香港長治久安,則見仁見智。呼喚管治者多行王道,是理性的期待。

2. 應該如何實事求是地看待和處理香港人心回歸?

實事求是看待香港人心回歸,要從香港實際現況出發,尊重「兩制」差異,承認香港的人心回歸是有限度的,不能追求香港與內地人心趨同、價值觀念趨同、制度趨同。確定香港人心回歸的目標,短期內強化反「港獨」的底線意識,長遠增強港人國家認同。

看待和處理香港人心回歸問題,特別需要實事求是的態度。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其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與內地根本不同,而價值觀念與內地也迥然不同。香港的人心是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所塑造的人心,不能以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標準來強求香港與內地人心趨同。脫離「一國兩制」,脫離香港的實況,以僵化甚至極「左」的觀念來看待香港人心回歸,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也容易導致錯誤的決策。

促進香港人心回歸,始終需要兩個層面的共同努力,香港要努力,國家更要努力。人心回歸的核心,說到底是增強港人對內地的認同、對國家的認同,是希望港人更加愛國,這不是單靠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努力就可以根本解決的。重要的不是改變港人,而是國家要作出更多改變,使國家變得更可愛、更有感召力和吸引力,讓港人心甘情願、心悅誠服地愛國。

除了中央改善對香港的管治,國家層面亦要有政策措施強化港人的國家認同,包括在更多方面對港人實施國民待遇。

要香港人心回歸,國家必須尊重和包容香港的核心價值,國家層面要作更多努力解決凝聚人心的問題。國家努力的關鍵點是改善國家治理,促進政治社會進步。中共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化代」,被稱為「第五個現代化」(內地也有「第五個現代化」是「政治民主化」或是「人的現代化」的提法)。內地只有促進政治社會全面進步,使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共同提高,才能極大改善國家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

3. 回歸20年後,香港最大的人心是甚麼?

香港主要人心仍是真正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些是港人最大利益所在,是香港的命脈所在。要防止「一國兩制」走樣變形甚至名存實亡,既要堅決反對「港獨」,也要堅決防止將香港引向「一國一制」的錯誤思維,防止「一國為體、兩制為用」的權宜之計思維。

香港回歸後的確是實行「一國兩制」,而不是「一國一制」,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目前還沒有明顯改變。但應該承認,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實踐存在走樣和變形的問題。

香港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在社會制度、價值觀念上的矛盾衝突日益突顯,在移民制度、自由行制度、「雙非童」、「水貨客」等實際利益方面的矛盾也愈來愈多。港人對中共仍有強烈的懷疑和恐懼情緒,對中央和內地有很強的防範心理,對中央干預香港事務高度反感,對兩地融合發展非常抗拒,擔心香港「內地化」、「赤化」。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度比較低。香港衝擊「一國」的現象非常嚴重,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2012年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2014年針對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佔領中環」運動,都是衝擊「一國」的標誌性事件。香港一些勢力訴求「結束一黨專政」,意圖顛覆中央政府和內地社會制度,這也嚴重衝擊「一國」。而近年快速滋生蔓延的「港獨」思潮,直接訴求分裂國家,使衝擊「一國」到了瘋狂玩火的危險程度。

而在許多香港人尤其是「泛民」看來,中央愈來愈收緊「兩制」,以「一國」壓倒「兩制」。中央對香港普選持保守態度,「8‧31決定」對特首普選的控制非常嚴。中央愈來愈強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中央被指露骨地干預香港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常被質疑有中央「欽點」的原罪。全國人大常委會更多使用釋法權力,被指損害香港法治,損害香港司法獨立。中聯辦被指插手香港特區自治事務,惹來「西環治港」質疑。香港新聞媒體被指「染紅」,一些媒體被中資收購或控制,香港的新聞自由被指收緊。內地權貴和香港權貴勾結,特區政府高官出現官商勾結及貪腐醜聞,香港的廉潔出現退步。銅鑼灣書店及肖建華事件惹內地執法機關「跨境執法」疑雲,港人感覺香港的出版自由、港人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脅。香港經濟從內地經濟騰飛中得益不少,香港與內地經濟有融合發展的勢頭,但也使香港的地位和作用相對降低,香港的競爭力下降,香港對內地經濟的依賴性增強,使香港的地產霸權、貧富差距懸殊、產業轉型升級遲緩、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更加嚴重。這一切,都使不少港人尤其是「泛民」人士認為,「一國兩制」變形走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落空。

香港衝擊「一國」,中央收緊「兩制」,都使「一國兩制」走樣變形。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雙方長期難以建立互信,中央對香港、對港人缺乏信心,港人對中央、對內地缺乏信心,各自以更加激烈的手段自衞,形成多輸的局面,且陷入惡性循環。港人沒有得到期待的「雙普選」。中央想要的23條立法、國民教育、香港政通人和、人心回歸及「一國兩制」對台灣的示範作用,也沒能得到。港人以更加激烈的手段爭取「雙普選」,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捍衞「兩制」,部分港人訴求更加極端的「港獨」且得到約兩成港人支持。中央則可能覺得香港特首、特區政府及建制派都難以真正依靠,港人難以信賴,只能更多自己出頭,把能控制的權力儘量控制在手中,也更常使用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對香港普選採取拖延和高門檻防範風險的策略,對「港獨」採取零容忍的高壓打擊策略,將普選等重大政治爭議採取暫時擱置的策略,敦促特區政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緩解港人的各種不滿,以確保香港的大局不致失控。從整體看,香港社會尤其是非建制陣營,與中央政府處於互不信任、互相高度防範的狀態,有時更處於激烈的政治對抗狀態,這使香港回歸後風雨不斷,政治上十分動盪,政府施政多陷於空轉,經濟民生難題成堆,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和深化,社會撕裂嚴重,香港偏離「一國兩制」正軌,有在嚴重內耗中向下沉淪的趨勢。

經歷回歸後的風風雨雨,香港社會和各方面都在反思,香港究竟該走向何處?準確評估香港的人心至關重要。筆者深信,香港的出路只有「一國兩制」和「一國一制」兩個選擇。香港主要人心仍是保住「一國兩制」,確保「一國兩制」成功並在2047年之後得到延續,是香港的命脈所在,也是港人的最大利益。「一國兩制」不保,亦即代表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保,香港的核心價值不保,香港高度國際化的特色不保,則香港只會逐步淪落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

港人要保的「一國兩制」,是不走樣、不變形的「一國兩制」。

筆者認為,「兩制」不僅僅是善用的問題,「兩制」應該得到高度尊重和包容,同樣得到堅守。香港社會不要再幻想擺脫「一國」,中央亦應更加尊重「兩制」,真正在香港搞符合設計原意的「一國兩制」,這才符合港人根本利益,也符合國家根本利益。

中央對香港是以大事小、以強事弱,應儘可能懷柔、仁慈,不能只靠以硬實力壓服香港,而要更重爭取人心。香港對中央,尤其「泛民」對中央,是以小事大、以弱事強,應更講智慧,知所進退,不宜以蠻力衝撞「一國」及挑戰中央權威,要合情合理合法地爭取香港普選、捍衞香港核心價值及守護「兩制」。

4. 如何調整管治路線,才能促進香港人心回歸?

和解與變革是調整完善管治香港路線的兩大主題。利益是剛性的。全面增進香港社會的福祉,增進港人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社會利益,才能化解彌漫香港社會的怨氣,逐步挽回香港人心。

分析香港社會思潮,把握香港人心,最重要的是寄望握有管治香港大權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能調整完善管治路線。筆者認為,中央對香港需要實施更加自信、更加開明、更加懷柔的管治路線。中央過去對香港的管治路線還缺乏高度自信。一是對港人缺乏信心,對港人的拒共懼共情結仍有擔心。二是高度擔憂丟失香港的管治權,不放心在香港落實普選,害怕港人選出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害怕非建制派通過立法會普選奪取香港立法權。中央也可能擔憂香港普選對內地產生民主化壓力。三是高度擔憂外部勢力將香港變成反共反華基地,對內地進行和平演變,顛覆中央政府。四是擔憂「港獨」勢力坐大,擔憂「港獨」和「台獨」合流,危害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幾個層面的擔憂都有其道理,但由於中央對香港採取過於保守的政策,未能把爭取香港人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管治香港的政策成效較低。中央應該相信,絕大多數港人是理性的,是擁護「一國兩制」的;中央和內地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其他力量,中央對香港有很大的影響力,中央一定要改變香港,香港是很難招架的,而香港是很難有力量改變內地。對外部勢力搞亂香港和借香港制約中國,應該防範和遏制,但不宜過高估計香港非建制派對內地搞事的能力。對「港獨」確實要零容忍,但不宜過高估計「港獨」思潮的嚴重性。要絕對相信,除非中共解體和中國分裂,否則沒有勢力能把香港從中國分割出去。中央應該有底氣,香港的大局是能控制住的,香港的管治權也不會丟失,香港是絕對跑不掉的。

中央如能更加自信,對香港的管治路線就可以更加開明,更重懷柔,更加重視香港人心。硬的更硬,軟的更軟,才能管好香港。23條立法等必要的硬措施應該一早落實,對少數頑固反中亂港的勢力應該有強而有力的打擊和懲罰的手段,應該讓其感到恐懼和付出實際的沉重代價。但對七百多萬港人而言,中央應多推仁政。

利益是剛性的。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任何社會階層和個體,對其利益是最為敏感、最有自覺的。能夠增進港人利益的政策,必然能贏得人心;損害港人利益的政策,必然不得人心。中央或許對香港人心遲遲未能回歸感到失望和擔憂,或許對港人存在看法,但中央更應思考,回歸以後中央在哪些方面給了港人利益,在哪些方面有明顯不足。只迷信管治權力,就算把所有權力都牢牢抓在手裏,但只要你不願或不能給港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不能增進香港社會的福祉,港人照樣不會擁護你。中央對香港應該「多予少取」,儘可能滿足港人的各種願望,增進港人的利益,讓港人有所感,必定能贏得人心。

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表示,「要以人為本、紓困解難,着力解決市民關注的經濟民生方面的突出問題,切實提高民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提高香港市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這是中央一個極為重要的提法。除了着力解決香港市民關注的經濟民生問題,還應該在香港落實普選,尊重和包容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觀念。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政治上過左,經濟民生政策過右,不管出於甚麼高尚的理由,遲遲不落實港人最盼望的普選,侵蝕、破壞港人最珍視的核心價值,在自由、法治、人權、廉潔等方面讓港人有被剝奪感,在民主發展方面讓港人有失落感甚至絕望感,又不能發展香港經濟和改善香港民生,只會更加不得人心。中央的管治如果極大增進和維護了港人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相信港人一定會擁護和支持中央的政策,香港的人心回歸進程也會加快。

和解與變革是調整完善管治路線的兩大主題。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過去在促進香港政治和解、推進香港經濟社會變革這兩方面,都明顯做得不夠。香港回歸以後,中共對香港的管治舉步維艱、事倍功半,最大誤區是將「泛民」和多數港人視為「異己」力量甚至敵人,將多數港人視為敵我鬥爭的對象,這種思維不根本改變,不可能有正確的管治路線,不可能終止無休無止的政治對抗,不可能將香港引向長治久安。香港的經濟社會制度不作變革,「港式資本主義」仍將盡顯資本主義的醜惡一面,絕大多數港人日子不會好過,香港只會日益衰落和沉淪。

各方需要儘快真心實意推進香港政治和解。以鬥爭為主的管治路線,只會使香港永遠亂下去。香港社會大團結,政通人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序運作,意味中央涉港工作機構的存在價值在一定程度上「縮水」。非常明顯的是,中央在爭取「泛民」主流力量方面所顯現的誠意和所作出的努力都是非常不夠的。令人質疑的是,是否有中央涉港機構及其官員,骨子裏希望的就是香港保持某種程度的亂局,希望與「泛民」永遠鬥下去,過度渲染失去香港管治權的威脅,過度渲染香港局勢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威脅,以此作為強化中央全面管治權、不兌現香港普選、強化內地部門和官員個人權力以至更深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的最好藉口。推進政治和解,主要是中央與香港非建制派中的主流力量,即温和「泛民」和解。沒有這種和解,普選爭議難以化解,香港的政治矛盾難以緩解,香港的社會撕裂難以彌合。「泛民」的支持者在香港長期過半,是港人的多數,這是在長時間內難以改變的,必須正視這個現實。把「泛民」及其支持者也就是多數港人視為敵人,必欲徹底打倒之,過分注重政治鬥爭,過分強調選舉工程,希望通過政治打擊和選舉工程打垮「泛民」,這是做不到的,也不應該做。要讓香港同胞實現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大團結,要在香港實現真正的人心回歸,要在香港實現長治久安,必須把「泛民」及其支持者爭取過來,最重要的是通過落實普選化解民主發展爭議,徹底解決這個主要政治矛盾。當然,「泛民」在處理與中央關係時還沒有展現最起碼的政治智慧和遵守最基本的政治倫理,他們需要儘快調整與中央對抗的政治立場,需要在擁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堅決同「港獨」劃清界線等大是大非問題上表明正確立場。

香港特區政府需要儘快主導推進香港經濟社會變革。政府職能太少、偏重大財團利益而忽視中產和基層的利益、理財哲學保守、嚴重忽視社會建設,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還是以港英政府的施政理念為教條,已愈來愈不適應香港變化的內外環境,到了應該在管治哲學上大力去殖化的時候。港英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都高度依照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和20世紀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新自由主義存在市場拜物教和自由競爭拜物教,但完美的市場和真正的自由競爭常常並不存在,市場失效和壟斷橫行則是一些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新自由主義最擔心的是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擴大政府職能,提高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甚至搞福利國家、福利社會,威脅個人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使國家走上極權主義道路,使社會和個人通往奴役之路,但新自由主義的這種擔憂並沒有發生。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有政治民主,也搞福利國家或福利社會,但並沒有走上極權專制。絕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保有民主自由,但在經濟民生政策上更加「左」傾,更重社會福利,更重分配正義。一個太偏重為工商界和有錢人服務的政府,一個不能增進多數市民利益的政府,是很難贏得民心的。港式資本主義使香港日益淪為本地超級富豪和內地權貴攫取巨額財富的天堂,普通市民則陷入難以安居的窘境。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從親商轉型為親民,通過推進經濟社會變革,使港式資本主義緩解甚至消除其愈來愈嚴重的貧富差距等矛盾,使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跟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趨勢,使港式資本主義得到新生和更具生命力。

5. 如何解決管治路線上的右和「左」?

要警惕「右」,關鍵是防止「左」。本書列舉了管治上「右」和「左」的主要表現。種種「左」的表現,本質是以內地思維看待和處理香港問題,不尊重「一國兩制」,謀求使「一國兩制」向「內地化」甚至「一國一制化」的方向發展。

管治路線上的「右」,就是經濟民生政策向香港工商界尤其是大資本家以及香港上層精英的利益嚴重傾斜,使中產中下層和基層的利益嚴重受損,導致香港的貧富差距懸殊等社會矛盾日益深化,民怨愈來愈深重。管治路線上的「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左」,使香港難以解決普選爭議這一最重大的政治矛盾,使香港長期陷於政治對抗和社會撕裂,鬥爭為主的思維也使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斷受到侵蝕,對香港實施內地化改造、視「一國兩制」為權宜之計的「極左」思維,更使香港長遠面臨日趨「內地化」和「一國一制化」的危機,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最終不保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左」的管治路線不符合香港的利益,不符合港人的利益,也不符合國家利益。「左」的管治路線容易在香港徹底喪失人心,也容易使中共在台灣喪失人心,還容易使中共在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喪失人心,最終影響的是中國國家利益。

政治上過「左」,讓港人覺得失去了政治權利,擔心自由等核心價值受損;經濟民生政策過「右」,讓香港停留於地產壟斷下的不公平市場競爭、弱肉強食及貧富懸殊的問題加劇,讓香港市民難以在經濟利益上有獲得感,最終必然民怨沸騰。要在政治領域實施開明開放,也就是適度「右」傾的政策,而在經濟民生領域實施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社會和諧也就是適度「左」傾的政策,讓香港各階層合理分享政治、經濟利益及發展成果。要在政治上防止「左」,真正在香港推進民主,化解與「泛民」的政治矛盾,在言論、行動、思想上均重視維護香港民主、自由、法治、廉潔等核心價值,擴大港人民主權利,讓港人不必害怕在核心價值上會有所失。在經濟民生上防止「右」,着力化解社會矛盾,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壓抑資本家的利益,增進中產階層和基層的利益,增強社會平等,促進社會和諧,讓港人在社會財富等實際利益分配上有公平、公正感。

從全球範圍看,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均應解決好「左」和「右」的關係問題,互相學習和融合發展。資本主義陣營需要在經濟民生上向「左」轉。社會主義陣營需要在政治上向「右」轉。社會主義理想中的公平正義與高福利,以及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是建立理想社會的最好方向。無論在甚麼地區,在甚麼社會制度下,政治上「左」,人權不彰,經濟民生上「右」,貧富差距懸殊,社會不公不義,老百姓不會有好日子過。

6. 在內地加速崛起、香港日益沉淪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如何評估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發展中的地位和功能?應該如何更好發揮香港對國家的獨特作用?

要重新審視香港特區及「一國兩制」對國家的價值,以更長遠的歷史眼光、更宏大的格局和更寬闊的胸襟對待香港和「一國兩制」,發揮香港獨特優勢尤其是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更重要的是,保留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憲制地位,將香港作為政治試驗田,為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另一種路徑和模式,保留中國發展前景的開放性。

香港長期在中國的發展中保持一種獨特的作用。新中國建立至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是中國與國際社會連接的主要窗口和橋梁,是國家獲取外匯的主要來源地。改革開放之初至香港回歸,香港的資金、人才、管理經驗、外銷市場、國際聯繫等對國家的改革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前店後廠」模式大獲成功,珠三角等地區的快速發展一定程度上依賴香港的帶動,香港製造業的北移造就廣東及華南地區成為世界工廠。在香港回歸後,國家從香港獲得巨大利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為國家改革開放進一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民幣國際化及內地金融體制改革中,在內地企業引進來、走出去的過程中,香港都發揮了獨特且重要的作用。香港中資企業加速發展,也在香港為國家獲得巨大利益。

毋庸諱言,隨着內地快速發展,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相對弱化,香港的發展速度下降,競爭力相對下降,很多方面都有走下坡路的趨勢,「東方之珠」毫無疑問是變得有些黯淡了。香港經濟學者曾撰文警告,香港的經濟發展大不如前,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GDP佔國家總量的25%,到2012年已大幅跌至3.1%,十年內還會進一步跌至1%。香港的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對國家仍有作用,但這種作用愈來愈少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仍對國家有重要作用,但香港的金融發展亦需要轉型和鞏固優勢。香港的資金對國家不再是重要的需求。

當前,要看清香港的問題和劣勢,更要先看到香港的成就和優勢。回歸20年來,香港自由港及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仍然得到保持。香港對國家改革開放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誠如張德江在2018年初指出,「時至今日,香港仍然是內地最大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是人民幣國際化等國家擴大對外開放政策先行先試首選地,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最佳跳板,也是內地學習城市規劃、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經驗的重要課堂。在國家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的今天,香港仍將繼續發揮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國家發展始終需要香港,也必將不斷成就香港。」香港的地位和優勢仍然沒有任何內地城市可以替代,也沒有任何內地城市現在就具備香港的軟實力,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仍然是內地一線城市欠缺的。純以GDP總量和發展速度作比較進而唱衰香港,是不客觀和不科學的。

只要國家重視,香港爭氣,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提升其地位和功能,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新的歷史性貢獻,仍然是可以期待的。不過,隨着國家綜合國力日益強大,香港經濟總量佔國家經濟總量的比重仍可能繼續降低。國家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也可能降低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的窗口和中介作用。國家逐步成為資本輸出國,對香港投資的需求也可能減少。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和其他港口的快速發展,也會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的重要性相對降低。香港要回到改革開放初、中期那種對國家的重要地位,可能性比較小。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該重新審視香港對國家的獨特作用,重新審視「一國兩制」事業對國家的重大意義。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是實實在在的政治特區。不要把香港視為政治上的麻煩,而是採取實事求是的方針,推出符合香港實情及更得人心的政策措施,更加重視發揮香港作為一個政治特區的獨特作用,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把「一國兩制」作為一種重要的國家制度延續下去,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另外一種路徑和模式。

無論從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上,還是從經濟、政治、文化上看,香港相對於國家主體都是一個「異己」、「異類」,這是「一國兩制」本身帶來的差異所造成的。中央和內地都不應該對香港這個「異類」處處看不順眼,視為政治上的麻煩,更不應急於消除香港與內地的各種差異,急於對香港進行「內地化」、「一國一制化」的改造。從歷史上看,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即便在英國人管治下,也從來沒有對中國內地構成甚麼威脅,沒有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有過多大挑戰。香港現在處於中央全面管治下,保留香港異於國家主體的獨特性,也不會對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構成任何實質性的危害。要想清楚,將香港變成一個完全「內地化」的城市,對香港、對國家以至對國際社會,究竟是禍是福,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長期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才能更加突顯中國領導人的智慧,更加突顯中華民族的智慧。

7. 2047年香港將走向何方,「一國兩制」的終極命運又會如何?中國模式最終將走向何方?

回答這些極為宏觀的問題,不要受限於當下的政治正確或者說內地官方當下的政治正確,更不要急於作出福山式的「歷史終結論」。要放長眼光,今天看來政治不正確的,未來未必不正確;今天中國做不到的,未來未必做不到。香港2047與中共2049密切相關,香港「一國兩制」的命運最終取決於中共的選擇。中共要在香港真正征服人心,要推動香港變革,中共和中國內地更要推進政治社會進步。

以當下的政治正確做「歷史終結論」,意味着中國從此停滯,不再有巨大的發展和進步,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實上,中國執政黨的指導思想五到十年就發生深刻變化,憲法也經常作出巨大修改。當下的政治正確未必等於永遠政治正確,當下的政治不正確更未必等於永遠政治不正確。

中共「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前夕即202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即2049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除了富強,還要真正破解民主、文明、和諧、現代化等重大課題,讓國民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還要解決國家完全統一問題。如果僅僅是追求經濟總量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追求強軍強國,將富強凌駕於國民個人的自由幸福之上,為了富強還要壓抑國民的自由幸福,或者為了統一而強行改變台灣、香港、澳門同胞喜歡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則這種民族復興對中華兒女的意義就值得懷疑。

要在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共必須解決好國家的真正統一問題,要在香港、澳門實現真正的人心回歸,亦要解決好統一台灣的問題。沒有全中國的真正統一,談不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面臨2047年之後的「二次前途安排」問題。2047年與2049年相隔如此之近,香港能否在2047年延續「一國兩制」,也直接關係到中共2049 年將以甚麼姿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係到中國屆時將以甚麼面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共在香港遭遇的人心難以回歸的窘境,同樣反映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大陸雖然國力日強,但台灣人心並沒有與大陸拉近,而是與中共和大陸更加疏離,台灣青年一代也更加傾向「台獨」。

解決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台灣之間的完全統一尤其是人心統一,第一種思路是以「一國一制」徹底改變香港、澳門和台灣的人心,這是內地以大吃小、以強吃弱,徹底吃掉香港、澳門和台灣,一些內地官員和學者可能有意無意會有這種思路;第二種思路是促進內地進步,接受普世價值觀念,使中國內地更接近香港、澳門、台灣的價值觀念,這是內地「港澳台化」的「一國一制」思路,香港、澳門、台灣和國際社會可能期待這種思路;第三種思路是儘量互相尊重和包容,互相不尋求過多改變對方。在統一後,在「一國」的屋頂下,「兩制」和平共處,保留各自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及核心價值觀念,但也增進交流和合作,逐步增強國家意識和人心契合,這應該是「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初心。

將香港「一國一制化」的思路是相對容易做到的,但會極不得人心。將內地「港澳台化」是極不現實的,至少目前完全看不到這種可能性。比較現實的思路仍是搞真正的「一國兩制」,放手讓香港、澳門實行自己的資本主義,放手讓香港人、澳門人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將來統一台灣了,也放手讓台灣實行資本主義,讓台灣人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內地則實行自己的社會主義,內地同胞過自己想過的生活,誰也不吃掉誰,誰也不改變誰。

曾經在香港社會尤其是「泛民」陣營佔據主導地位的「民主回歸論」,兩大核心訴求是香港以落實「雙普選」發展高度民主、內地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化,兩地通過民主化逐步填補制度和價值觀念的鴻溝,雙向趨同,但這兩大訴求至今都落空,許多温和的「泛民」人士也宣告「民主回歸論」已經破產。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將香港的主要矛盾看成愛國與不愛國的矛盾,而「泛民」則將香港的主要矛盾看成是要不要民主或如何實現民主的矛盾,雙方需要互相理解和包容,中共尤其需要理解香港「泛民」。迄今為止,港人最擔心的危險不是「港獨」,而是內地徹底吃掉香港的「一制」。隨着香港回歸,內地的政治文明、經濟文明、社會文明逐步侵蝕香港,改變香港,控制香港。內地機構愈來愈重視通過全面管治權等以硬實力來管控香港,相對忽視香港人的感受,忽視爭取香港人心。香港人最擔心香港「內地化」、「赤化」,成為一個與內地沒有差別的普通城市,「一國兩制」的邊界消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被侵蝕,香港逐步被陰乾。中共需要正視香港社會這種擔憂,真心實意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任何關心香港前途的人,都應更關心中共和中國內地的前途;任何關心香港民主發展前景的人,也應更關心中共和中國內地民主化的前景。中共要在香港征服人心,要使香港與內地更加人心相通,在價值觀上有所趨近,只重視以硬實力強迫香港改變是很難真正獲得成功的,中共和中國內地需要做出更多改變,取得更大進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廉潔等核心價值,並非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人類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和文明成果,任何真正現代化的國家均會接受和捍衞這些普世價值。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社會有了長足進步後,內地需要更加注重解決政治現化代的問題,僅靠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權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民族主義,是難以長治久安的。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中共和中國內地需要根本破解民主化及法治化的難題,否則,內地物質文明和經濟建設進步再大,也難以拉近港人的人心,香港的人心回歸也將長期是有限度的。

香港問題如此複雜,香港的社會思潮如此複雜,香港的人心回歸問題如此複雜,說到底,不是香港自身的問題,更深層次的是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是中共和中國內地是否願意及在何種程度上接受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人類文明成果的問題,是包括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地區能否真正以「一國兩制」實現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人心的根本統一的問題。迄今為止,這些問題仍是令人困惑和迷惘的。無論香港和內地,都應暫時拋棄理想主義,繼續以「一國兩制」的現實主義精神,緩解內地與香港在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人心上的巨大矛盾衝突。不急於做任何福山式的「歷史終結論」,保留香港和中國發展前景的開放性和多樣性,保留更多美好的想像,更加符合理性。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法律學院教授朱國斌先生給予大力幫助和指導,編輯陳慧雯等做了極為專業的編輯工作,陳明慧編輯也做了大量工作,使本書得以與讀者見面。本人謹對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本書借鑒了許多作者的研究成果,詳見參考書目,謹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感謝。書中介紹了不少非建制派人士的觀點,引用了一些機構公開發佈的民調結果,主要是供讀者參考。對書中引文作者列出了一些註釋,未列註釋的一般已在正文中說明來源。

衷心感謝一些香港和內地的朋友給予我許多指教。多位尊長和好朋友對我的工作生活給予過直接關心和幫助,本人衷心感激。女兒佳怡從六歲開始在香港接受教育,2018年考入心儀的聖保羅男女中學,她的快樂成長最讓筆者欣慰。感謝太太的辛勤付出。

書中難免有許多不足甚至錯誤之處,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第一章 愈益疏離的香港人心

第二章 捍衞香港傳統核心價值的訴求

第三章 香港民主發展的爭議與失落

第四章 對港式資本主義的反思與批判

第五章 特區政府管治哲學的兩條路線之爭

第六章 港人對中共及「中國模式」的認知

第七章 香港本土主義及分離主義思潮的興起

第八章 促進香港人心回歸需調整管治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