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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y Fourth Movement-A Multi-Dimensional Debate (in Chinese)
五四思想論戰
沈展雲
Price:
HK$198.00

US$29.00

ISBN:
978-962-937-427-3
Paperback:
644
170 × 230 mm
:

五四運動從國家大事、日常生活到思維方式各個層面改變了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走向,在這個帶根本意義的轉型時期,思想界充滿傳統與現代文化觀念的衝突。在當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期刊上,發生過大大小小的多場論戰,東西、新舊、左右各種不同立場的觀點互相激盪。事隔百年,論戰的硝煙已散,先賢們當日爭辯的問題,漸被遺忘。

本書從當年論戰中選擇了八個有代表性的思想文化論爭議題,包括東西方文化、新舊思想、文言白話、問題與主義、整理國故、科學玄學、宗教自由及人權論爭,將其中富有發意義的重要文獻歸類整理,展現新文化運動的廣度,以及五四一代革新者普及現代價的成績,多角度體現五四是中國歷史上傳統與現代文化觀念的轉型時期,讓讀者了解五四的思想軌跡之餘,也思考五四運動在今天的意義。

前言

  五四一代決定降生的時候,現代思想觀念從西方進入中國,已經有了二十年或更長的歷史了。

  在推介西方思想方面,翻譯家嚴復等人功不可沒。那時,像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也譯《國富論》)、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的《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甄克思(Edward Jenks, 1861–1939)的《社會通論》(A History of Politics)、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的《互助論》(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等經典名著陸續出版;《新青年》等雜誌也不斷發表有關政治、哲學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譯作。五四時,各種主義流行,如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實驗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一時眾聲喧嘩。五四一代是從國族危機中崛起的一代,他們普遍有着強烈的問題意識,不但翻譯家有針對性地選擇文本,而不止於純學理的輸入,而且,眾多接受者也都由於西方觀念的引導,勇於進行各自的思想實踐和社會實踐。

  對於一個時代來說,社會觀念的改變是根本性的改變。然而,傳統觀念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外來的革新觀念必然引起舊制度衛道者的不安、恐懼、憤怒、抵制與攻擊。「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於是,論戰發生了。最先論戰表現為父與子兩代人的衝突,接着,「兄弟鬩於牆」,衝突在新文化營壘內部次第展開。

  在五四前後從未間斷的論爭中,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論爭為時最早,規模最大,時間最長。這場始於1915年《新青年》與《東方雜誌》之間的爭論,可以說,它是清朝末年中學西學之爭在新形勢下的一種延續和激化。爭論大體集中在東西方文明的優劣比較上面。杜亞泉(傖父)把中西社會歸納為「靜的社會」與「動的社會」,主張「以靜為基礎」,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國是」、「國基」,說是「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陳獨秀率先批駁這種「復辟」論調,並從此順勢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

  章士釗認為不能以新文明代替舊文明,只能在「保舊」的前提下,「逐漸改善,新舊相銜」。這種文化「調和」論,實際上是對新文明的變相的阻拒。於是,《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等多種報刊群起而攻之,一致認為西方文明是「世界的」、「科學的」,結論只有一個,就是:「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

  隨着梁啟超率團赴歐考察後發表《歐遊心影錄》,以及梁漱溟發表關於「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講演,新思想運動再度受到嚴重的挑戰。梁啟超由西方文化的鼓吹者演變為反對者,認定立足於科學之上的西方文化已經破產;梁漱溟把歐洲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並列為三種不同的路向,斷言全世界都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以實現「中國文化之復興」。胡適、張東蓀、常乃惪等人奮起批判,完全取對立的立場,指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實質上是古今文化的差異,西方文化是現代文化,世界文化,只能走西方文化這樣唯一的一條路。在論戰後期,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對西方文明有所批判,引進馬克思學說,乃致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明」的問題。《新青年》前後有過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東西方文化論爭的演進。

  新舊思想之爭,自始至終與東西文化之爭糾纏在一起。一個是時間維度,一個是空間維度,可謂縱橫交錯,論陣容卻是壁壘分明的。本書除了輯錄關於文化「調和論」的論辯之外,圍繞對「新文化」、「新思潮」的不同定義,還收入相關代表人物的若干論文。

  所謂文白之爭,實質上是新舊思想之爭在語言形態上的表現。由於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在一個思想劇變的時代,文言文的廢除與白話的推行是勢所必至的事。這時,連以拼音字母取代漢字這樣激進的方案也被提出來了。1917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從此揭開新文學運動的序幕。至次年,《新青年》收穫了第一批白話文學作品。新文學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的發生,使白話文迅速普及,如胡適所形容的,傳播「一日千里」。但是,從王敬軒(錢玄同)與半農(劉半農)的著名的「雙簧戲」,林琴南與蔡元培的通訊,吳宓、梅光迪、胡先驌及章士釗等人以《學衡》《甲寅》為據點,對新文學前後發動的攻擊中可以看到,書寫革命並非一帆風順,紙上談兵同樣充滿了火藥味。

  在新文化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以飽滿的熱情和新鮮的體驗,宣傳各自的主義,並試圖利用這些外來的思想資源,解決面臨的中國問題。這時,在他們中間,開始出現不同的偏向,不同的方法和步調是必然的。19197月,胡適在《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認為問題的解決只能逐步實現,那種自以為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的辦法是不足取的。文章發表後,藍公武發表〈問題與主義〉與之相榷。他從多個方面闡明「主義」的實質,認為它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李大釗也寫了反對的文章,題作〈再論問題與主義〉,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問題可以並行不悖,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多數人的共同運動,需要有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運動的準則,因此說主義是必要的。胡適接着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還寫了〈四論問題與主義〉,一再反對空談主義,並主張用「歷史的態度」對輸入的主義進行研究。由於發起討論的雜誌《每週評論》遭到北洋政府查禁,論爭至此遂告結束。

  在陳獨秀等人提倡民主與科學之際,梁啟超把科學懸為「科學萬能夢想」而撰文加以否定。張君勱1923214日在北京大學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提出「人生觀」的概念,說明科學與人生觀是不同的,並推論說:「不管科學發展到什麼程度,也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他的意向很明確,就是西方文明不如東方文明,只不過措辭迂回一點罷了。他的朋友丁文江隨即寫下〈玄學與科學〉一文,痛打「玄學鬼」,說人生觀是受科學方法制約的,知識和心理學都是科學研究的對象;科學就是萬能的,中國需要「科學神」。兩人來回多個回合,張君勱得到張東蓀、林宰平、范壽康、瞿菊農和梁啟超等人的支持,文章集中發表在進步黨的報紙《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上;丁文江則有胡適、王星拱、任叔永、朱經農、唐鉞、陸志韋和吳稚暉等人的聲援,他們的文章主要發表在胡適主編的《努力週報》上。爭論持續了一年之久,這就是當時有名的「科學玄學大戰」。

  1923年,論戰中的主要文章被收集整理成書,名為《科學與人生觀》。陳獨秀和胡適分別寫了序言,以不相同的觀點,對論爭做了總結。

  「整理國故」運動以及由此引起的批評,大約與「科學玄學之爭」同時進行。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批判「東方文明」,散佈對於傳統文化大膽懷疑的風氣。這時,一些學者開始「整理國故」,運用西方的觀念和方法進行史學、哲學和美學研究。像梁啟超、胡適、湯用彤、馮友蘭,包括王國維,都在整理和闡釋古籍方面作出了帶有開拓性的貢獻。但是,他們對於「國故」缺少足夠的批判態度,甚至盲目推崇傳統,有悖於五四的時代精神。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公然提出,新思潮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整理國故,主張青年「踱進研究室」。他創辦了《讀書》雜誌,鼓勵青年學生鑽研古書,隨後又同梁啟超為青年開列研究國故的書單。魯迅針鋒相對,在報社徵求「青年必讀書」時,公開主張「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理由是社會實踐對於青年來說是首要的,他指出,「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對於「整理國故」,吳稚暉持極端反對的立場,這位老牌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國學大盛是政治腐敗的表現。他激烈地批評說:「什麼叫作國故?與我們現今的世界有什麼相干?他不過是世界的一種古董,應該保存罷了。」他特別警惕「國故」對青年學生的消極影響,說:「各國最高學院應該抽幾個古董高等學者出來作不斷的整理,這如何還可以花青年們的腦力,作為現今世界的教育品呢?」他提醒青年學生不要走這條路,否則會成為一個創造「洋八股」的胡適。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論家如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等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胡適有所反省,他為「整理國故」正名,說目的是要「打鬼」,而不是崇拜。後來,他又檢討說:「這條故紙路是死路」,對於青年人,「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

  在五四時期,一面是宗教自由,一面是反對迷信。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對於宗教,大抵是反感的;特別把「孔教」作為國教,尤為他們所不容。1920年以後,反宗教的勢力開始加強,連把宗教作為「偶像」,作為「政府與教育的工具」而加以反對的陳獨秀,也一度遭到沈玄盧等人的批判。19224月,鑒於教會學校與愛國學生的衝突,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了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大會。這次事件,導致一場普遍的反宗教運動。以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為首,在國民黨左派人物蔡元培、吳稚暉、汪精衛、戴季陶以及共產黨人陳獨秀等人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了「反宗教大同盟」。知識界幾乎一邊倒,這時,馬相伯、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提出異議,主張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

  在宗教批判問題上,蔡元培建議以美育取代宗教;陳獨秀則主張以科學代替宗教;胡適提出「社會不朽」的觀念,認為個人可以在人類社會累積的大自我中獲得不朽。雖然,相信無神論的人愈來愈多,而宗教畢竟不可代替。不過,通過這次爭論,宗教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得到人們更多的關注,而在中國的基督教會,也由此引發了一場「教會革命」。

  在五四時流行的現代觀念中,人權與自由、民主、科學等口號並提。當時,新知識分子強調個人自由,強調言論出版自由,包括討論宗教寬容問題,都是從人權角度出發的。他們普遍認為,人權高於主權,個人自由不可以讓渡;爭取和捍衛國家主權,不能以犧牲個人的權利為代價。尼采、易卜生作為新時代的偶像,正是個人主義、個性解放的一個象徵。當政府處於弱勢的情況下,政治多元,群情洶湧,人權問題隱而不彰,但當威權政治一旦出現時,它就突顯出來了。

  1928年,國民黨在完成北伐之後,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這時,國民黨以國家的名義謀取一黨私利,「以黨治國」,「黨在國上」,這種「一黨專政」的現代集權統治,是為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所未有的。胡適、羅隆基等人,以《新月》雜誌為基地,接連發表多篇文章,集中攻擊政府及黨部,反對專制統治,維護基本人權,被稱為「人權運動」。19301月,文章結集出版,名為《人權論集》。5月,書被密令查禁;11月,羅隆基被捕;至次年7月,新月書店被查抄,《人權論集》及《新月》雜誌被全部沒收。

  本書除收入胡適等人的文章外,還收入從國民黨黨派立場出發的兩篇論文,以及共產黨人瞿秋白的兩篇諷刺性文字,(後一篇用魯迅署名「幹」發表)。魯迅後來有〈新月派的批評家〉一文,對於人權運動,作了關於主人與奴才關係的另一種解讀。

  無論如何,人權運動的發生,可以視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結穴,一個生氣勃勃的、自由的、多元的政治文化局面至此正式宣告結束。

  回顧五四時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論爭,我們看到,引起論爭的問題在時過百年之後依然存在。比如東西方文化優劣問題,孔教問題,國學問題,宗教寬容問題,偶像崇拜問題,直至人權問題,至今人們的認識及實踐,並沒有越超五四時代。許多社會問題,大都可以歸結到上述的論域之內。可見當時討論的範圍之廣。一代現代思想前驅者在論戰中寫下的檄文極富於啟蒙的意義,今天重讀,我們一樣有醍醐灌頂之感。

  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對於社會問題,都有一種現場感,一種切膚之痛。他們自覺地背負歷史的使命,有一顆正義與探求真理的勇敢的心,因此,在他們中間幾乎沒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純種學者」,沒有犬儒主義者,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俠客、鬥士、肇事者,都是從格鬥中過來的。在論戰面前,為了捍衛各自的原則,他們不惜短兵相接,而周旋到底。即使沒有直接參與其中,對於社會思潮和諸種問題,也都抱有關注的熱情。他們是五四精神的體現者,惟其有了他們,才有了一個思想鬥爭的範式,一個自由開放的、寬敞的公共空間。五四借由他們,開拓出了一個轟轟烈烈的英雄主義時代,平民的時代,創造的時代,讓後世的我們追慕不已。

2018年8月31日

東西方文化之爭

新舊思想之爭

文言白話之爭

問題與主義之爭

「整理國故」批判

科學玄學之爭

宗教自由論爭

人權論戰